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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认为天为自然之天：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

[19]陈来先生指出，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，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，于是不仅突出了仁，也突出了智。」[13]可见「仁义礼智」为格物之要，格物首先需要内省，即发明和弘扬内心光明的道德，也就是人先天至善之本性。

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，便有一个是，一个非，是底便行，非底便不行。在朱子的世界中，「格物」自然也包括对「山川草木」的认知，「上而无极、太极，下而至于一草、一木、一昆虫之微，亦各有理。既言「自身」，则朱子所言格物之「物」是指「事物」，即「自一念之微，以至事事物物」皆为「物」。」[50]朱子把「德性之知」视为智德是一种实践智慧，一切以行动为皈依，这就是「智德」的实践品格。[4] 朱熹，《朱子全书》第二十二册《晦庵先生朱文公集（三）》，〈答董叔重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安徽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0），页2352。

圣·汤玛斯指出，在四枢德中，是首德，伦理德行不能没有明智，因为它是一种使我们做出好的选择的习惯。」[55]每一事物都有一个是，都有一个非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宾四先生说：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‘生命。

亨廷顿观察国家间政治的视角，与其说是文明的，不如说是文化的。Culture（文化）则是社会中较为深层次的思想、信仰、习俗等内容。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，而认为当体具足，循环不已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第255页）近代时期，西方比中国强大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是外在的物质文明。

富者不足，强者不安，而安足者又不富强。大体文明文化，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。

近代以来，所遇到的强敌就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民族。因此，为了区别与表述方便，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可以称为文明。首先，文化为人类所创造，在所有生物种群中，为人类所独有。当前，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，面对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中国古代的文既包括自然现象（天文），也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成果（人文）。如此往复周行，不断演进。二、绵延与转化：钱穆先生的文化观及其启示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，意为a society that is well organized and developed（《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》，第317页），指文明社会。从科学到制度，从器物到教育，无不以西为师。

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，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，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。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，惟望时间之绵延。

1993年夏，亨廷顿发表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？（《文明的冲突？》）一文。如果用钱穆先生的讲法，这些物质文化称之为文明。

这种划分的标准是从不同文化对待人己关系与天人关系上出发的。一、文明与文化开展文化交流与对话，首先要搞清楚文化是什么？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，但是，何谓文化？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是什么？确实又是现实存在的问题。天文背后有天道秩序，人文背后有人道规则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弁言》，第1~2页）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，使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，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，从而不断地向西方发起学习，先是学欧洲，再次是学美国，后来是学苏联。游牧、商业民族向外争取，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‘空间扩展，曰‘无限向前。人们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，和平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追求。

要政治清明，社会公道，把人生安定下来，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。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，就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，其兴也忽焉，亡也忽焉。

从演进的结果看，每一历史时期，均有新的文化成果呈现出来。我们对文化与文明所指内容试做概括。

 孔德立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山东省泰山学者，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，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、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，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，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。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‘征伐的、‘侵略的。

马林诺夫斯基是在广义上分析文化的概念，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、货品、技术、思想、习惯及价值而言的，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（《文化论》，第2页）。农业生活所依赖，曰气候，曰雨泽，曰土壤，此三者，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，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，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。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，宾四先生的文化观正可以给我们带来清醒的认识。在横向的社会生活中，表现为入世情怀与宽厚包容的精神。

（《文化论》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页）1948年，钱穆先生（1895—1990）提出：‘文明‘文化两辞，皆自西方移译而来。这正与宾四先生所指出的文明偏在外，属物质方面。

以往曾有中外学人关注这个问题，如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（1884—1942），1936年写出《文化论》（费孝通等译）初稿，书中指出：‘文化一词有时和‘文明一词相混用，但是我们既有这两个名词，最好把它们分别一下，‘文明一词不妨用来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。支撑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文化因其地理空间、历史传统、社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，应该彼此尊重，互相交流，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接触之后，才可能融合为新的文化。

进入专题： 钱穆 中国文化 。以此而言，科学的发展，技术的进步，耕作方式的提升，生活方式的改变，甚至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，就说明农耕文化落后了的说法，没有领悟到农耕文化精髓。

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弁言》，第4页）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与游牧、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正相冲突，因此，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，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。能这样，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，大理想，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。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弁言》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，第1页）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应该混用，都发现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。好像花盆里的花，要从根生起。

他说：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，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，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。以此而言，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 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既具有人类文化演变的普遍性，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。就此而言，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的成果，用文化表述更为合适

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，第231页）宾四先生强调，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，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解答中国文化问题。草原与滨海地带的不足，激发出战胜与克服欲，并随之促进工具的发展，如草原民族的马，滨海民族的船。